话搁在小木板上，电话线被接进屋里。若有电话找某某某，电话亭的值守大妈就会大叫“张三！”“李四！”不过呢，因为电话总被个别“值守大妈”给霸占去，“三不让打六不让呼”，1981年中，北京街头出现了无人值守的投币电话，但手握着一捧硬币去打电话也不方便，于是，1989年，又引进了日本产的“田村卡机”并且开始在宾馆和饭店安装磁卡电话，人用卡就能打电话，还能看到资费、余额，非常方便。到这时候，北京已经安装了近200台磁卡电话了，它们面向社会大众，使用人数正急速增长。
谢兰生看中的正是在兴起的磁卡电话。
他让助理小红小绿跟新生们推销电话卡：“投币电话总要排队，而且北京冬天很冷，站在雪里打电话会冻坏脚趾的，超难受，女孩子们也不安全，可磁卡机安在饭店，它旁边儿就有暖气，不管跟人说上多久身上都是热乎乎的，也不用担心有坏人了！咱们的命多重要啊！再说了，准备一把钢镚儿多不方便哪，总得到处求人换钱！”小红小绿还会指指谢兰生的清华地图：“看到没有？这里，这里，红圈里的两个饭店都可以打磁卡电话呢。”他们俩还人手一张官方的《人民邮电报》，指着《电话卡——电信公司又一财源》的报道说：“看到没有？邮电部都在宣传了，官方已经在推动了，这个东西是很好的！美国日本都在用呢！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多的磁卡电话的！”谢兰生的磁卡电话面值有10元的，有20元的，也有50元和100元的。他卖10元的能赚5毛，20元的能赚1块，50元的能赚2块5，100元的能赚5块，利润可观。
在这清华大一新生刚开学的日子里，学校地图加电话卡双管齐下一起兜售，一天生意做下来后，小红小绿赚了200，其中地图赚了100，电话卡赚了100。
他们两个数着钞票，都惊呆了。
“好！很可以！”见首战告捷，谢兰生也来劲儿了，又绘制了北京各大高等学府的地图。北京被称“文化之都”，高等学府密度很大，谢兰生就白天考察，晚上绘制，又画又写，小红小绿则分头去目标高校做生意。他们两个分开以后一天大约能赚三四百。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北邮、中戏、北影、中央民族……北京市的各大院校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。不过，因为个别原因，北大在销量上稍微差点。
莘野毕竟是个影帝，不太方便跟着卖货，再说，他也没想搭这个手。他几乎不跟着乱跑，而是每天去咖啡厅看看自己的英文书。谢兰生也拿来瞧过，发现有说电影的，有说管理的，又说经济的，有说金融的，有说市场的，五花八门十分庞杂。莘野看书速度很快，基本就是唰唰地翻，看英文比看中文的速度要快得多了。谢兰生还挺疑惑的，不知道这莘大影帝以后究竟想要干什么。既然他要跟上影谈，那应该是要当演员的，可是他又狂看商学等等方面的专业书，似乎又想当大老板。谢兰生的感觉就是莘野自己也没谱儿，可对方又偏偏显出成竹在胸的样子，非常诡异。
谢兰生卖东西很忙，也没工夫研究别人。
绘制地图就讲究时效，开学久了就卖不掉了，谢兰生一直画到两手发酸，手指发肿，两只眼睛全是重影，才紧赶慢赶，终于是在9月1号6000块钱给凑齐了。
总算可以进入后期了。
他心潮澎湃。
第20章《生根》（十八）对《生根》的后期处理,谢兰生在一开始的打算就是去澳洲做,包括剪辑、配光、冲印、配乐。
在中国大陆,没有电影拍摄许可连冲胶片都不被允许，各洗印厂在接单时首先做的就是查验手续是否齐全，因此,谢兰生的这部电影必须送到国外冲洗，香港也行。何况，谢兰生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些洗印厂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,甚至还会出现机械有故障或显影液不稳定这种低级错误,让一切都功亏一篑。
对于具体在哪国做，谢兰生选择了澳洲。澳大利亚是全世界冲印技术最好的国家,连好莱坞的动作片都经常被送去做后期。澳洲公司态度认真，剪的片子质量过硬,懂很多国内洗印厂不懂的小门道小技巧，在价格上也并没比香港公司贵上许多。
带着美好的憧憬,谢兰生在预算以内选了一家好的公司，叫ABCLAB。
谢兰生的资金短缺，他没办法让对方先冲洗一个样片出来、他看一看再跟剪辑一起讨论剪辑方向,他甚至都不能亲自飞去澳洲跟LAB的人面对面地讲述要求。他只能在电话里说,让LAB的人直接动手剪，而《生根》它是好是坏就全都在一念间了。
一般来说，电影都是边拍边剪，有容错率，剧组导演每拍一段都会叫人送去冲印,主创团队每隔几天就要一起看次样片，看看摄影、灯光、走位、表演、有没有穿帮。如果哪里出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回头补拍，没问题就让自己厂的剪辑师用底片剪，导演正式关机那天剪辑都能完成初剪。可谢兰生囊中羞涩，经不起这样的消耗。
谢兰生把分镜脚本的复印件寄了过去。他绘制的分镜脚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，没有省略，没有火柴人。在脚本上，谢兰生还用英文把需要说明的都写好了。谢兰生在写的时候一笔一划非常认真，像在对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