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了新领导班子，江xx当选国家主席，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这个说法进入宪法。朱xx总理金融改革，规范三角债及其他，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用以促进商品出口，施行中央、地方分税用来刺激地方经济，盘活国企，有了“下岗”。跨国公司蜂拥而入，开分公司，也收并购——宝洁开了N家工厂，通用生产合资轿车。9月，“跨国公司与中国”的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中国政府首次邀请跨国公司的老总们。《公司法》通过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通过，“粮票”退出历史舞台。不过，也是在这一年，因两票的微弱差距，北京首次申奥失败，全城人人垂头丧气，大家知道，2004奥运会要给希腊，他们只能再等八年。
“投机倒把”被放松了，谢兰生的两个“倒爷”投资人都松了口气。
在这一年，中国第一次过上了“情人节”。到处都在卖巧克力，王府井的麦当劳店则打出了“温馨浪漫情人夜”的商业广告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“情人节”“巧克力”“麦当劳”的组合让谢兰生的心狠狠刺痛了下，只因想到了一个人。
而五月份，豪华品牌“法拉利”在中国卖出第一辆车，还在天坛的祈年殿举办新车交付仪式，谢兰生又再次想到那个男人曾经说的“有一款F40还可以吧”“40周年的纪念跑车”。
在“电影”上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进行了一次改革，而且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因为电视普及，电影受到巨大冲击，观影人次从1979年的高峰290亿骤然暴跌到1991年的仅仅140几亿，而且，若非《周xx》的观影热潮这个数字还会更惨，要知道，1979年，平均每位中国观众一年会看30场电影，独步全球。放映网络土崩瓦解，曾经遍布大中城市的电影院逐渐凋敝，大约一半都变成了其他用途的娱乐场所，如歌舞厅、台球厅。
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1993年1月5日，“三号文件”《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正式施行。
为了适应市场经济，它首次提出了“票房”的概念，而在过去，是没有“票房”这概念的，只有观影人次。《意见》上的第二条是，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，各省政府自行把控，换句话说可以涨价，而这以前，电影票价是由国家统一安排的，各部电影各个省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。
另外，它也改变了国产电影统购统销的方式。原先，电影必须由中影公司统一购买统一发行，而《意见》后，制片厂与各大省的发行单位直接对接，各制片厂可以通过票房分成等等获利，而不再是1985年后“一万块钱一个拷贝”了。
还有就是，要积极参与电视台供片和录像带制作。制片厂被推向市场，它们需要自负盈亏。
也是在这一年，电影业的首家股份制公司成立，它由上海电影发行公司改组，不仅负责发行，还参与到了制作当中。
…………在此后的1994，社会再次发生改变。
新《劳动法》正式颁布，“双休日”被正式实施。足球同样市场化了，有了联赛“甲A”“甲B”。谢兰生被岑晨拉着去看了场“北京国安”，发现，只要进球全场就喊“牛逼！”只要丢球全场就喊“傻逼！”简直听呆了。
在电影的领域当中，电影局与独立电影人的冲突达到顶点，动静很大。在谢兰生和孙凤毛在国际上获奖以后，又有些人“铤而走险”，于是，在这一年3月，七个导演去参加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，电影节还专门以“为中国六代导演争取权利”为题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官方彻底被激怒了，吊销七人导演资格，而谢兰生，因为此前某个事件决定不再出国比赛，并未被波及。
在这七个导演当中，有一个因拍的片子某些色彩比较浓重，被禁的最久。谢兰生觉得，两边似乎都有道理，一个拍了一些想法，并没在那胡说八道，另一个因国际政治感到生气也蛮正常，谢兰生想不明白，不过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他不希望双方矛盾继续这样激化下去，他总认为沟通、谈判才是现代的解决方式，而不是谁要压倒谁。
在电影的领域当中，官方又有重大改革。这密集的改革频率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。
因为“票价”突然放开，电影票价大幅增长，于是，观影人次还有人均观影次数遭到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重创。同时，因为早习惯了中影公司“统购统销”，16家国营的制片厂根本不懂电影发行，找不对人，卖不出片，继续萧条，它们只能卖地、卖房、拍广告等。对于电影，除了北影比较坚持，其他家都拍的少了，一年最多一两部，很迅速地衰落下去。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一两家民营公司悄悄成立，对国营的电影“投资”。民营公司构思电影，再在审核通过以后，从制片厂购买指标，与制片厂合作拍摄，也就是说，用制片厂的厂标，挂制片厂的名头。民营资本进入行业，制片厂靠卖标赚钱。
与此同时，为了挽救电影市场，1994年8月，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》，决定，各制片厂可直接向各省各级发行电影，另外，每一年由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“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电影艺术、技术成就”的影片，于是，好莱坞电影在